面对民粹主义、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下的种种“筑墙”行为，中国最好的应对之策便是全面深化改革，让国门更加开放
全球化前景引发举世关注，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空前增多。在此背景下，中国国家主席首访瑞士达沃斯，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首日宣布：“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，不会关上。开着门，世界能够进入中国，中国也才能走向世界。”
这是中国对世界的庄重承诺。面对民粹主义、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下的种种“筑墙”行为，中国最好的应对之策便是全面深化改革，让国门更加开放。
全球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，其实质，就是让资本、商品、服务、人才等稀缺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。全球化曾经历了20余年高歌猛进的过程，但近年来进程显著放缓，2016年更是严重受挫。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职后，如真将竞选中提出的种种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付诸实施，将给全球化蒙上更大的阴影。
至2016年底，全球贸易增速已经连续第五年低于经济增速，而导致全球贸易放缓最直接的原因，就是贸易保护主义。保护主义举措以邻为壑，进而可能刺激其他国家“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”，引发贸易战;在一国内部，也极有可能加剧内部不平等，让低收入人群的生活受到更大压力。这种短视行为，只能导致多输结局。习近平在达沃斯演讲中说，“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，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，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”，道理很是明了。
贸易保护主义泛起的根由之一，在于世界经济迟迟未能辟出一条新路。不过，全球化大趋势毕竟无可阻挡，不以什么人的意志为转移。反对者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全球化，可谓看对了病症，寻错了病因，更开不出妙手回春的药方。全球化当然有利有弊，但毕竟是利大于弊，在现实中更应因势利导，趋利避害。当然，对于反全球化的呼声也不能充耳不闻，而应回应其合理诉求，特别要更公平地分配全球化收益，力避“中产阶级危机”。
中国改革开放前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，生动说明了全球化对一个国家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。邓小平曾说：“三十几年的经验是，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，发展不起来。”“入世”十余年后，中国成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，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占比从1980年的0.92%增长至2015年的13.8%。如今，中国又正在崛起为海外投资大国，去年一年的项目投资接近2000亿美元。习近平在达沃斯宣布，未来五年中国海外投资将达到7500亿美元。
当前美国新一届政府极有可能热衷于限制自由贸易，而全球化需要新的引领者，国内外不少人士寄望于中国。应该承认，中国欲承担这一责任，尚需付出诸多切实努力。中国需要加大产业开放力度，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并加快与多国的自由贸易谈判进展;重中之重是全面深化体制改革，提升治理水平。此外，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改善财富分配状况，结好社会安全网，让可能在未来遭受全球化冲击的群体不会感到孤立无助。
好在纵然有重重挑战，中国仍在坚定不移地扩大开放。日前，国务院印发《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，放宽服务业、制造业、采矿业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。其中，针对服务业，重点放宽各类金融机构外资准入限制，放开会计审计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，推进电信、互联网、文化、教育等领域有序开放。这是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一次勇敢尝试，所涉多个领域在“入世”之初曾被精心保护。此轮开放符合中国产业结构调整需要，也契合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，有助于实现国际贸易的再平衡。在各个领域引入竞争机制，会使得行业效率更高，为消费者提供更合理的价格。扩大开放，绝不是屈从于外部压力的让步，而是完全从中国自身发展需要出发做出的慎重抉择。
扩大开放战略既定，关键在于执行。好文件得不到充分执行，是过去数年格外令人痛惜之事。《通知》已将任务分解到相关部委和省级政府，我们希望不久可以看到其实施细则，并在落实中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，避免开放进程出现反复。
可以形象地说，改革开放历程构成了中国举国上下的一条学习曲线。过去数十年间，中国决策层和国民的谦逊好学态度曾给国际社会留下强烈印象，这股学习热情在中国“入世”前后达到高峰。在后金融危机时代，在中国综合国力空前提高之时，特别需要警惕志得意满情绪。须知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该向先进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可学之处不知凡几。在处理“市场经济国家地位”、反倾销“替代国”等重大问题时，固然应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坚定维护自身权益，但也应注意化解民众中滋长的指向贸易伙伴的对立情绪，谨防将贸易问题过度政治化。只有心门开放，才有国门开放。践行中国对世界的承诺，进一步扩大开放，这是基本功。
